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录音师

昨天翻了翻竹聿名的博客，才想起来有些片子应该看看，但是没有看。于是今天就下了好几部港片，包括没有仔细看的《老港正传》、终于还是没去电影院看的《长江7号》，还有《早熟》和《戏王之王》。

据说《老港正传》在内地放映后，叫好的人没有几个，叫座那就是更不可能了。我倒觉得并不是那么差，赵良骏对这种温情脉脉的小人物片的把握，还是有一点功力的，虽然跟《麦兜》一样，有点“形散而神不散”——赵良骏跟麦家碧的关系看起来不错，还找到她客串了一个镜头。看那个海报，是不是有点《喜剧之王》那张经典海报的意思？而且两个海报里都有莫文蔚。

正如《长江7号》借科幻之名，行亲情之实一样，《老港》借的是政治之名，其实描写的还是小人物的家庭、理想、亲情。我记得在讲《每当变幻时》的时候，曾说过同是以回归十周年作为主题，《老》显得更生硬捏造。在看完全片以后，我不得不承认，当初的想法不对。“老左”这样的人物，在香港自然是极少数，所以用老左来写香港，自然容易生硬。不过，回归十周年只是《老港》打的另一个幌子，在这一点上，《老港正传》和《每当变幻时》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把它们看成是为回归十周年“献礼”的影片，那简直是太小看这帮香港电影人了。

《每当变幻时》更着重描写的是普通小市民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地和社会纠缠的过程，重在一个“变”字；《老港正传》则着重描写了“老左”这个认死理的左派，在时代变幻中的心路历程，更重在“不变”。竹聿名说，1967年香港工潮，和1989年民主运动，这两件香港左派历史中的大事，影片不敢着重刻画，并且将原因归结为内地的审片制度；而我却认为，如果没有审片流程的话，这两件事，确实可能会刻画得多一点，但关键问题是，这部片子根本就不是讲这些事的，“左”只不过是代表心向大陆的香港人的一个符号。其实影片的主线，要说是香港社会的“左”、“右”之分，倒毋宁说是讲香港和大陆的关系。

老左其实只是个热心工会的普通人而已，没有多少政治理想，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原则、热心肠和爱国。影片与其说是描写政治，倒不如说是在解构政治，这点从老左和陆佑这两个政治理念上的对头几十年的关系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敌不过一串鱼蛋、一盒菊花茶里面包藏的那种同甘共苦的友情和亲情。而碰到“保卫钓鱼岛”——注：香港人一直管钓鱼岛叫钓鱼台，我还是不习惯，因为钓鱼台不就在北京西三环边上么，哪用得着保护——这样的事情时，不仅是老左和老右，我想全香港人甚至全中国人的立场几乎都是一样的。爱国是他们身上最光辉的共同点，爱国不分左右。

港片与内地片的最大区别，是他们不去追求那种假模假式的“宏大叙事”，而是去关注每一个个体。港片关注个体的命运，并不像内地人那样沉重和压抑。你看国内那些讲小人物的片子，几乎都会有意无意地会把你引导到对社会和政府，甚至是具体政策的指责上去，而港片则不然。也许香港人的小市民心态有它缺乏社会责任的一面，但另一面——也是香港精神的最感人一面——就是小市民那种即使社会变幻，仍然努力挣扎求生存，永不悲观，永不绝望的乐观主义精神。反映在电影里，则是少了很多指责，多了很多鼓励；少了很多绝望，多了很多乐观。无论是《每当变幻时》，还是《老港正传》，都是这样。甚至是同样以农民工为主角的《长江7号》，也有着这种香港人的独特气质。这也是我喜欢港片和喜欢香港精神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这种香港精神的文化基础，相当地复杂。如果简单地概括一下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从100多年前起，香港人就受着殖民者的不公平待遇，无论是机会还是条件，中国人都远远比不上英国人，但岭南文化中务实（也可以说是小市民）的习气（它的来源简单来说就是几千年来“天高皇帝远”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不可能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去颠覆这个社会；而与险恶的大自然斗争的渔民文化，使他们在逆来顺受中又有着一种打不死的精神，永不言败，希望用加倍的努力换来出人头地的一天。乐观＋务实，这可能算是香港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

反观内地人，在某种意义上，正与之相反。某些人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指责社会、怨政府，然后才是考虑自己怎么做的。这当然有知识分子习气的问题，而且决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在务实和乐观这一点上，内地人应该好好向香港人学习学习。当然，这种思维方式的好处也有很多，至少多了很多对大局的思考，但我始终认为，多想想办法，少追究责任，会更具有建设性。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香港精神上。至少从我生活过多年的北京和广东来看，也很明显。香港精神本就出自领南文化，所以在务实、开放、乐观的层面上，岭南文化与香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广东人重视实质利益而对政治少了些热情；而北京则是另一个极端，在言论上，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国家主席，但在一到实际层面的细节，如城市基础建设的人性化等问题，就显得很白痴。不过即使是在搞基层政治改革上来说，似乎广东人还是走在前面那么一丁点，也许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