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录音师

去南沙回来，选了这张当桌面

但是后来换了这张： 构图虽然简单，但是更耐看，因为远处的桥更有细节，显层次。

不过一开始最中意的还是这张竖版的，可惜不能做桌面。

本来我不太喜欢广角镜的变形，尤其是拼全景图的时候很郁闷，但是在这里发现变形还是有变形的好处的，尤其是加上四边的暗角。

有时候修图还是必要的，虽然我非常抗拒这种做法……这里主要是补救动态的不足，突出暗角的效果。跟录音的动态处理是一样的道理，有木有！

今天突发奇想发了个简历找工作。

顺手清理了一下硬盘。好像有点跟过去说再见的意思。

结果就翻到这张2007年的照片。

那时我们还住在犹如震中的铁轨旁边，冬天冷得窗子都能冻上。

那时跟我一起住的那家伙现在已经在珠海买了自己的房子，楼顶上有菜园，绝没有结冰的可能。

几乎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也许衙门里的老爷们并没有变得善良起来，也许举国上下的体制的劣根还在，甚至我们的领导人也没有进步，但是国民进步了。

《南风窗》每年年底都做一个有关公共权益的总结性专题——实际上是换了个说法的公民权利，只是这个说法上级党委看起来太右，太民主自由而已。说2009年是“被时代”来临，当然没有问题，但换成我，毋宁说这是一个公民权利意识发酵和蓬勃发展的年份。人民终于认识到被自杀、被拆迁、被就业、被建垃圾焚化场是多么的荒谬，这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自1989年以来，人们不再空谈民主自由，不再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倒退。但从2003年以来，the administration 总体来说向着更文明、更开放和更法制的方向前进，但到了2008年以后，可以说有点停滞。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公民权利的觉醒。尤为欣慰的是，如果说以前那种进步还只能寄希望于管治者的开明和能力，那么现在这种进步可以寄希望于公民自己，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由于种种外部原因失败，例如上世纪80年代和50年代，但这次，主动权紧紧抓在了屁民手里。

从首个“最牛钉子户”，到自焚的唐福珍，在抗争拆迁办的时候都知道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据理力争，最后该拆的还是拆了，该自焚的还是自焚，这说明宪法在拆迁办那仍然是个屁，但我看到的，是宪法，以及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条款，在屁民眼中已经不再是个屁；

广州反对建垃圾场的市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到上访办集体散步，甚至明目张胆的打出上访的旗号，我关心的不是广州市政府最后有没有认输，而是在整个组织过程中，有关市民没有受到公权力的过多阻挠，业主论坛没有悲观，没有人受到治安或刑事的追究。也感谢当年福州市民的集体散步，广州市民选择了温和但有效的抗争方式，没有偷偷发短信串联，没有占道没有破坏秩序，这些就是进步。要知道，乱发短信在某些地方，如新疆，严重的话是可以杀头的；串联组织游行严重的话是会被判“阴谋颠覆政府”，可以用坦克压的；在这方面，广州市政府还是有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在别的省市并不总是有。

学者、新媒介批评者胡泳说推特：“从群体抗争到公民调查，从舆论监督到黑色讽刺，从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到各种明信片和彩色丝带纪念运动……所有这些，无一不反映出2009年中国推友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我想，推特的兴起也许是整个进步环节中的重要一环，但它不是最深层的原因。

最深层的原因是，我们不在空谈民主自由，不再拿台湾美国的政治制度来对比我们的政治制度，人们越来越关心的，是自己身边的这些小事——虽然这些事对个人来说可以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但对国家来说它仍然是小事，尤其是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说。然而这些不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事情，恰恰是这些最琐碎、最贴近民众的小事，才是进步的真正途径。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去年相当热销，里面讲来讲去的，不外乎是这个道理：民主的真正精髓恰恰在于这类小事，而不是几党制、是否普选这些问题。在纠缠这些小事的过程中，什么制度才是最合理的，如何实现法制大于一切，将会慢慢地显现出来，而这正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走到今天所给我们的启示。例如，一个唐福珍只是一则社会新闻，但随着越来越多唐福珍的出现，我们这些准唐福珍们便会思考，这是一个拆迁办的问题，还是所有拆迁办的问题；这是地方官员的问题，还是拆迁条例的问题；再进一步，这是拆迁条例的问题，还是《物权法》的问题；这是《物权法》的问题，还是宪法权威的问题……当无数的被拆迁、被自焚的问题解决以后，大家就会慢慢体会到，这也许不是一部法律的问题，而是整个立法、执法的体制和关系的问题。我毫不怀疑，最后这些问题都会指向制度、权力架构，甚至国体。到一个特定的时候，公民们自会明白，政治制度问题在哪里，如何改革。

而这一切，前提就是多数人都了解到，公民权利、民主、政治自由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散步散的多了，广州市民终有一天会发现，保障自己不“被垃圾焚烧”，需要言论和游行的自由、需要政府对选民负责。就像李庄案一样，维护司法的绝对公正，不受干扰，其实是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事情。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前进，无论是在推特上发牢骚、自焚、拒签拆迁合同、散步，都是一种博弈，为了身家性命的利益，公民们慢慢学会跟公权力博弈，就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步，哪怕这种博弈暂时输了，但懂得去博弈，就是一种进步。

几乎每一年，我都会在这里有点自欺欺人地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毕竟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每天充斥在媒体上面的那些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新闻，总是会一次一次地打击着这种有点自欺欺人的信心。被自杀、被就业、被小康……2009年“‘被’时代”的全面来临，使得刚刚有点起色的自信无地自容。

曾几何时，看到网易上对李庄案的跟帖，我不得不感叹原来我们的身边愚昧者还是占大多数。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无论黑老大如何无恶不作，李庄如何心黑手辣，但他们的辩护权仍然不应该打一丝折扣。为什么？我看了重庆打黑的新闻，常常在想，如果某一天，公安部门把我从家里带走，问我有没有杀人放火的话，正常情况下我是不用害怕的，因为我相信我是好人，我没做过的事情，英明神武的公安干警一定会搞清楚。因此作为一个良民，我上街看见警察不用躲躲藏藏，我也不怕警察查身份证。但是，如果我失去了辩护权，如果我被严刑逼供，或者在法庭上不能请律师，又或者不能要求警察或法院公正的调查，那么我这个良民将失去唯一的保障。

无论他们有多十恶不赦，无论他们使了什么坏，但保护李庄和龚钢模的辩护权、知情权，也就是保护任何一个其它良民的基本法律权利。因为，如果仅仅是因为领导将某人定性为黑恶势力，就可以允许不经过法律程序，对他严刑逼供，不让他请律师，不给辩护律师法律规定的探视权，甚至在法庭上可以不用审查证据就定罪这种情况存在的话，那么，对其它任何一个公民，只要领导想，他就也可以采用一样的做法。因为你是不是坏人，只要公安机关或者所有公检法部门的领导者——D来认定，不需要经过证明证实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长青所说的“错判一个人，比抓不到一个犯罪分子的危害更大”是十分有道理的。

然而，当李庄案审判之后，网易的后续跟帖还是让我感到一点欣慰，之前一边倒的对刑辩律师的指责，变成了大部分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原因很简单，人们认识到，如果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我们这些只有权利在网上发发牢骚的屁民，那么保护李庄的合法权利也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公民权利。这正是今天要说的主题。

虽然信心备受打击，但我仍然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了。

这几天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看看克劳齐的《美学原理》。克劳齐的主要美学理论是艺术直觉论，这我早就知道。正好我想研究的内容，正是有关直觉的部分。但是有了看马克思·韦伯的前车之鉴，我觉得还是找找一些相对浅显的有关论著来看吧。艺术直觉论是文艺美学必修的一门课程，国内了解很透彻的大师必然不少，先接受一下别人消化过的东西，再去啃原著，不是事半功倍么？

怀着这样的想法，找了几本书来看。草草翻完，我发现国内当今的这些大师们涉及到艺术直觉论的部分，总是语焉不详，要么就引用一两句似懂非懂的话来唬人，要么就是历史教科书式的简述一下就过去，剩下的就是让人云里雾里的散文。

其中包括周月亮大师。周大师，我宁愿相信他是工头描述的那样，影视美学和文艺美学的基本概念，他还是懂的……只是……我宁愿相信他是太高深，用火星以外的语言无法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或者说地球人类的智慧还没发展到他那个水平……看标题，他那本挂着《影视艺术哲学》名头，里面却在讲王阳明的书，还是有一两章是专门讲直觉的……但是我发现他的“直觉”跟克劳齐的直觉，或者美学中的直觉，甚至心理学上的直觉根本没有哪怕一毛钱的关系。他那个“直觉”还是王阳明的对这竹子冥想一星期那一套。剩下的论述就是余秋雨式的散文+70%的自创词汇写成的。

看克劳齐的书，虽然确实比较晦涩，但至少一看那就是一本讲西方哲学的书，那思维方式是完全科学的，有纲有目的。其实只要看完它第一章前三分之一关于直觉、理性、知觉、感性领知的几个概念描述，我就知道我的论文该朝哪个方向写了。

不是我崇洋媚外，“钱学森之问”是发人警醒的，国内这种学术风气（我指的是研究方式，还不是指学术腐败），要么出余秋雨郭沫若，要么出周大师这样的风水佬，要么就直接出神经病。说实话，就说美学，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国内每年出那么多学术专著，除了评职称、骗学位、招摇撞骗的教课书、有钱人的自娱自乐之外，究竟有没有一两本是真正在学术上有点贡献的。就说牛B哄哄的于丹，写在《现代传播》上的美学论文，也是臭不可闻。于丹是个表达能力非常强的人，可以在纯即兴演讲之中不带一个水词，句句语法都挑不出刺，但是写个学术论文，却七大纲八大条下来，把人绕的云里雾里。

包括下学期要上的课，主观音质评价（录音艺术方向），要真找本参考书，只能找到广院某大师的书。但是在书店看完，我十分庆幸没有在网上买，一本书能写得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有用（有指导意义）的，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只有在中国特色的高校里，这样的奇迹才可能发生。

于是，我忠告大家，凡学术类的书，有好的翻译的话，一定要找老外的书来看；没有好的翻译，宁愿找原文对照，也要找老外的书来看；根本没有翻译的，宁愿看原文；就是不要看中国人写的书。这是泛指，范围不仅包括外国人比我们先进学科，哪怕是中国人自己的科学，也要看老外的书。比如说中国历史，宁愿只看剑桥中国史，也不要只看人民出版社出的那种历史，除非你是害怕上google会知道得太多的那种人。

萨缪尔森去世了，带着无数的荣耀和怀念。在经济学界能够如此尊敬的人不多，一个经济学家的去世能引发如此多人的悼念，实属罕见。张维迎之流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死的时候，大众是什么态度。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启蒙了无数如我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天在媒体上有着影响力的大多数，大张旗鼓地悼念萨缪尔森的，也多数是这些人。这大概也是他的去世掀起如此大波澜的重要原因。他的那本一版再版的与诺德豪斯（诺爷今年差点得了诺贝尔奖）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至今还立在我书架的第一层，每次搬家，这两册书总是我放在书架上的第一本书。——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最厚。唯一的遗憾是，这本书看来没有太大的再出修订版的机会了，即使有，也不再有萨翁的闪亮的新思想了。

然而在这个悼念的时刻，也有很多评判萨缪尔森学术成果的声音，当中当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除了他简洁漂亮的教科书，还有比如说他将经济学的逻辑数理化的贡献，也有说这种数理化导致了经济学的唯数学模型论，也有人将他后期对适度计划政策的认可嗤之以鼻，用来跟哈耶克相比。

我倒觉得，无论是萨缪尔森还是哈耶克，都是极其值得尊敬的大师，纵使在某些观点上两者水火不相容。不过作为外人，同时推崇或者尊敬两人，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两个人的对立，恰恰是我们走向真理的路上重要的推手。无论是批评萨翁的理论，还是将他与哈耶克对立起来，都不影响我们怀念萨缪尔森和重读他的经典。而批判与推崇共存，我想是反而是让每个学术大师最感到欣慰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陈寅恪（他的故居终于重修好了，改天要再去中大探访一下）给王国维的碑文，放在现在的背景下，用来评价萨缪尔森，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话说陈寅恪和王国维的学术争论，跟萨缪尔森和哈耶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试着不google，看能不能把那两句话背出来。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地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么说《音乐周刊》好像有点不厚道。据我所知至少今年上半年，《音乐周刊》还是存在着的，更不厚道的是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它现在到底关门大吉了没有，比这还要不厚道的是我压根没有兴趣去核实到底它有没有关门。套用一句很洒狗血的话来说，至少我以前认识那个《音乐周刊》已经死了。王3表还在blog和《3联》上吱吱不倦、毁人不倦，昨天还很人道地在blog里形容陈琳自杀的内幕“令人头皮发麻”，当年一干二文青年们还在各大小媒体、公司上寻找仅有的1/3理想——当然除了被伟光正的组织招安的我以外——只是，当年那个聚集了京城文化界最牛B哄哄的音乐记者和最牛B哄哄的二文青年的《音乐周刊》，早已烟消云散，树倒猢狲撒。

媒体的人事变动，不停地上演着。由此上溯到公元2仟零伍年许知远从《经观》远走，到3表和《音乐周刊》的一拍两散，张锐的跳槽网易，近有胡舒立的《财经》引退，似乎每一个有着和没有知识分子情怀的媒体，都逃不开这个魔咒。

恰恰是从最新一期没有了胡舒立的《财经》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上海文广改制的报道。里面所描写的上海文广，与《音乐周刊》的毛病如出一辙。同样是作为事业单位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办的媒体集团，上海文广的死结在于，即使是新闻出版署“管办分离”语境下的“制播分离、改企转制”，“虽然上海文广可以实现一分为二——事业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企业的东方传媒集团，但在架构中，后者是‘台属、台控、台管’的企业集团，其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等，都由前者控制。这样的体制必然导致东方传媒集团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其企业的性质必然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财经》如是说。

当年《音乐周刊》的典型性死亡，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主编甚至执行主编，都是直接从全资控股的上级机构——北京音乐广播派驻下来的，这些法律上的领导人，我等记者编辑从被招聘到被辞职，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一面，说过一句话。而实际上操作刊物主要内容和具体方向，履行主编职能的，却是一个无名份的王三表。

当年的动荡，主要是内容取向上的分歧，音乐广播方希望走的是teenager娱乐路线，而三表、编辑部主任狐狸及三表旗下的我等二文青年，走的是《三联》深度报道+宏大叙事路线——其中本人的宏大叙事连三表都看不过去了，好端端一个校园民谣楞被写成了《光荣与梦想》。臆测起来，这大约就是后来两方分手，或曰清洗与被清洗的主要原因。内幕的东西就不说了，不然显得我很八卦。然而，从我这个制度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毋宁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那个跟上海文广一样的体制。

这样的人员配置，本意是好的。在操作方面，由更加熟悉媒体的人来做，而主管部门只负责大方向的把握。这跟今天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管办分离改革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分开的体制难说是不是自欺欺人。《音乐周刊》最后从实际上的主编到编辑部主任到记者编辑进行了整体大换血，但销量和人气却日渐式微。不好说是否因为外行领导内行而导致这音乐周刊的没落，实际上应该还有很多其它的原因，但无法独立备受掣肘的编辑部，很难发挥出最好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许知远当年的出走，其深层原因也是这个。

跟《音乐周刊》和上海文广的问题一样，即使管办分开，最后主管部门仍然对媒体是全资、全权、全有的，即使经济上独立核算，也不能指望这些媒体有任何真正的独立性。例如，就说早就实行管办分离的南方报业集团，《南都》有种也有能力对广东省委省政府指手画脚，这看起来是一种公民社会的胜利，但这种表象是建立在省委和省委宣传部足够开明、足够大量和亲民的基础上的，但在体制上，仍然无法避免主管单位（省委宣传部）对《南都》直接（还不是间接）的插手或胁迫。万一领导一不高兴，或者碰到个不那么开明的领导，例如在2008年“3·14”之后，省委宣传部可以大笔一挥就把不听话的南都总编级的高层换掉，不用经过任何行政或者法律的手续，只要盖个章。

这个“管办分开”的改革，连表述上都那么像所谓的“党政分开”。实际上，在党政分开的改革操作中，能够实现的效果相当有限，书记的权力没有任何削弱，党对行政的控制也没有任何削弱，唯一削弱了的是财政，因为多出了那么一些专职负责党务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工资又要多发几份——我也在其中。

类似上海文广和《音乐周刊》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会贯穿整个“管办分离”改革的始终。这个改革方向很明确，但可操作的余地很大，如有不慎，效果可以是天壤之别。我倒有个建议，如果下定决心要改，倒不如尝试董事制的办法，对于作为媒体的企业来说，实行董事制天经地义，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管理层的充分独立性。从主管单位的角度来讲，作为股东，经济上没有损失，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可以很好地保存。至于控制力的问题，倒不用太担心。打个比方，即使是两党制或多党竞选制，只要不是普选，只要中共将人大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牢牢拴在自己身上，就绝不用担心失去政权这个问题。

然而，这一步实现起来，肯定不会是一般的难。媒体市场引进民营资本甚至外资的声音喊了很多年，到今天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要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各政府、事业单位以董事制的形式与民间、外资分享话语权，绝对不是一件短期内能做到的事情。出于意识形态控制和部门利益的原因，这样的改革将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我们可想而知。对于管办分离这个短期目标，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买了新电脑以后就没好好写过字，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什么都都写不出来。上PP吧。大CCD就是牛B，夜里拍照片可以跟白天一样方便，连三角架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