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录音师

灭哈哈哈哈哈。。。。。灭哈哈哈哈哈。。。。。。这个牛B的机器啊。。。。。以后就俺支配咧。。。。镜头是传说中的红圈。。。。24-105 4.0 L  IS USM。。。。灭哈哈哈哈哈。。。。。

笑得下巴都掉了。。。。

介是俺们学院音乐厅，今天顺手拍滴

我基本上没有跟教徒死磕过理论问题，因为就像王阳明跟竹子死磕一样，跟他们永远不可能磕出任何结果。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永远没有共同语言，立场和角度永远不一样。即使你把它驳倒了，他的理论基础还是“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神让我们不知道，神总有他的道理，作为creature的我们，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即使跟你吵架吵输了，那也是神安排的，不代表神不存在。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的立场是科学主义的。

其实我还是觉得上帝未必不存在，只是这个上帝是爱因斯坦的上帝，也就是斯宾诺莎的那个上帝。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宇宙；与其说是宇宙，倒不如说是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在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俺们马克思老祖宗所说的“绝对真理”。但要命的是，当爱因斯坦跟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那个量子力学的争论开始有了结果的时候，实验证明，爱因斯坦的上帝开始被打败了。爱因斯坦一直愤愤不平地说“不存在一个掷骰子的上帝”，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上帝也会掷骰子，原来宇宙有时并非决定论的。但无论如何，爱因斯坦说的没错，你可以把绝对真理看成是上帝，但绝对不存在一个超人的、人格化的上帝。换言之，这不是一个会说话，会告诉你如何做，会凌驾于人类尊严之上的上帝。

我想骂那些脑残的是，相信有一个这样的超人的、人格化的上帝存在，是对人类自身，也是对每一个human being（包括你们这些脑残在内）的存在的侮辱和亵渎。人类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这是马老祖说的，我很赞同。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人文主义的。

当然对宗教和宗教学的思考，有千头万绪，但我不打算像方舟子那样逐条批驳圣经，用他们自身形式逻辑的谬误去反对宗教。因为丫们压根就没有逻辑可言。也因为不想伤害别人，我们遵循信仰自由的原则。但是，至少在这里，我可以先说明白，即使我不干涉你的宗教自由，其实我内心还是绝对的鄙视你。

宗教是一种思想控制，当然马教也未必能独善其身，至少有的组织是用它作为思想控制的工具。不过马教唯二的优点，第一他是科学主义的，第二他相信自己不是绝对真理，是可以也是有必要永远地修正和完善的。我这辈子最恶心的就是思想控制，因此我恶心那些布道的家伙们。如第一部分开头所说，宗教意识形态入侵校园也许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当我遇到还没完全被洗脑的孩子，都会忍不住说一句，最好别信那玩意。我突然想到，“洗礼”这个词很精辟，原来洗脑也是可以堂而皇之说出来的。

有时我不小心逛到到宗教书店，发现他们那些给小孩看的识字课本上，都是跟宗教有关的东西，甚至还有详细的摩西出迦南的路线图和地图。我承认我被雷到了。我承认我很忧心。

思想控制这个东西，还是赵紧爷，赵忠祥老湿说得精辟：

“我控制不了你，我要是能控制你，我也不会这么长时间采取这样的一种战略；我要是控制的了你，说老实话，你说说难道我不愿意跟女人做做这种事儿吗? 我做得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你那个小B又挺紧的...””

说到研究，我倒觉得一些非主流圣经历史学家的研究很有价值——用严肃的历史学眼光来判断的话。那就是，《圣经》背后，耶稣这个人，和他的门徒们，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是怎样的？根据上面那些这么像凡人思想的“神谕”，我毫不怀疑伯利恒的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篡改和诠释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创立了一个自己宗教，并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对历史人物的最大尊重，我想，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悲喜、有困境的真正的人来看待。

2000多年前的伯利恒，那是一个不宽容的年代，在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出生，耶稣，一个拿撒勒木匠的私生子，想必忍受了很多鄙视和嘲笑。也许这是他和他兄弟要反抗犹太人的心理原因之一，又或者，是由于他要反抗犹太人，所以借助了这么一个身份来证明他是上帝的使者。总而言之，无论孰因孰果，总之，他的私生子身份和他所编造的“圣灵感孕”的说法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了一起，他也用他的诠释完美地掩盖了他的私生子身份。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自称是《旧约》中所指的“弥赛亚”，并且运用它的障眼法小伎俩和医学知识，吸引了很多信徒，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脱离了犹太人的思想体系，掀起了一场大变革。但这些事情由于没有旁证，无法得知具体的细节，2000多年来的基督教统治，早已把那些可以作为旁证的“异端”的记载统统一点不剩地毁灭，以致于今人只能从达芬奇的画里去猜测抹大拉的玛里亚是不是他不公开身份的妻子。其实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很凄美的草根爱情故事。

也许看不得历史真相的被摧残，也是我反感宗教的一个原因吧。我始终认为，当你无条件地信仰自由、真理、公正和爱这些东西，何必再要找一个虚头巴脑的神去代表他们呢？

我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算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一般认识中“左”“右”的概念其实存在误区，但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算也行，毕竟我基本上赞同老马的观点；说不算也行，毕竟我不喜欢“组织”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中的“同情共产党的左派”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派”又或者“不赞成输出革命的半个托派”。不过即使把我定性成右翼、反革命，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本人是死硬派无神论者。

那为什么我这么死硬呢？就拿基督教（这里把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一切追随耶稣基督大师的统称为基督教）来说吧，我其实还算认真地翻过几遍《圣经》的，但每次都翻到一定程度翻不下去了。仔细看里面的文字，我实在听不到“哈利路亚”的歌咏，却闻到一股腐朽的味道，就像老家那几百年的大宅子里那些潮湿、虫蛀、长霉、腐烂、不见天日的木头和青苔、灰尘混合起来的那种味道——当然也许有部分原因是译文的措辞引发的。

有人说，整本圣经都在《约翰福音》3：16里面了。这一节是这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一句话的解释实际上还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我偶尔翻到一页，却觉得不如说整本圣经都在这里面：“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么？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罗马书》6：16。反正都是做奴仆，倒不如顺从我，我保你快快乐乐地做奴隶，死了都不觉的疼。

当然其实某本福音书里面的一句话更贴切，但我一时找不到。其实罗马书里面那句话，还可以再高度概括，就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整本圣经里面，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处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字句，再减少四个字就是“威逼利诱”，整本《圣经》里面充斥着恐吓、谩骂、许愿，唯一的目的，就是叫你只能信他。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谁能大言不惭地对他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至少如果有人用这样逻辑给我布道，只能增加我的反感。其实任何宗教都有这一条，而且是最基本的一条规定，那就是无论如何不可动摇教主的权威。《十诫》第一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 ”甚至不惜让摩西献出他的儿子，来巩固这《十诫》里面的戒律，这样的神，即使它真的存在，你对它会有好印象？这是一个“真善美”、“真善忍”、“大碍至骟”（不好意思余含泪大师，捎带上您一块骂了）的公正美好的神，还是一个暴君？俺之所以喜欢老马，就是他承认自己永远不是绝对真理，没有人是绝对的真理，这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恐吓和空口许诺的背后，通常都是虚弱。巴别塔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原本语言统一的人类本来要造一个可以通天的巴别塔，但是让耶和华发现了：

《创世记》11:6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11:7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此句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是《机动警察》剧场版中贯穿全剧的线索）

乍看这个故事，我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这个神是那么的“大碍至骟”，为什么不让人民过上舒服一点的生活？为什么么不发点善心“成就”一下人民“所作的事”？这个神其实还是有私心的，他最害怕的就是人民掌握了真正的力量，可以推翻他所设立的宇宙秩序的力量。至少，人民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是无所谓的，他唯一的价值标准，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像一不小心顺带着把犹太教给骂了）

时刻被精英们“民主、自由、人权、公民意识”所熏陶着的我，没有办法不对这些东西反感，而这些东西，正是所有宗教的共性，因此，至少我是不愿去信这些“大爱至善”的经书的。也许就像《南人》说艾未未一样，我是一个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的人。关于《圣经》的分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即使反感，我也在想办法更详细地了解宗教学（而非神学）的知识。当然，神学发展了2000年，直到现在还有人研究，我并不怀疑有人可以引经据典驳倒我上面的说法。但是，我说过，我是反感而已，正像你们对神的“大碍”不能用科学来驳倒一样，也别试着用对经文的逻辑游戏来驳倒我的反感。

我发现我很招教徒，本来认识的人就不多，没事一新认识人，总会碰上教徒。我想是不是我长得特别招教徒，或者，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是中国的教徒越来越多的表现？或者说基督教意识形态对大学的入侵正在无声无息的悄悄进行？

每一次看到又有大学生们被拐骗入会，总是感觉心疼。与其入会，我宁愿看到他们进黑社会，因为错入黑社会，也许还有救。特别是遇到那种成天在QQ签名上主啊神啊大喜乐啊那种，真的很令人抓狂。不知道为啥我接触的老外，虽然信教的不少，但未必有多虔诚，就是传说中的“周日教徒”；但中国人要是信起教来，就是往死里信，好像每句话不背两句圣经就要马上下地狱一样，恨不得钻到修道院里当修女什么的。原因嘛有点复杂，简而言之可能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对待宗教没有那么平常心。

当然，抓狂归抓狂，对于教徒的态度，我还是遵循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爱信信，别JB整天得瑟拉我入会就行。一般碰到这样的我都会说，我跟你们帝哥现在缘分未到，他要感召我的时候自然会来感召我的。其实按照旧约的说法，帝哥主要是下来挑有慧根的孩子，不是靠谁拉就能拉来的，像我这样的后进分子其实哪个组织都不爱要我的。

不过对教徒还是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家里有传统的，很应该理解——就像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可能逃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那个话语体系一样。但痛心的是那些在读大学这个年龄莫名其妙地被人骗入会的那种，每次见到这样的可怜孩子，我都很想揪出那个蛊惑他（好像还是“她”比较多）入会的那些人痛打一顿——你自己爱吃屎还吃得很高兴没人管你，但你骗别人吃屎就是你的错了。吸毒者可以原谅，但引诱欺骗别人去吸毒的人就枪毙五十分钟也不为过。这帮人的伎俩其实并不高明，简单来说就是先拿什么内心的宁静之类诱惑你，然后辅以普世价值+痛骂共产主义引起你的同情，再而是共鸣……只能说现在的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实在太差了。

总之唯一的原则是思想自由，信教自由，不信教也不要软硬兼施强迫人接受你的“福音”。碍于信仰自由原则，我很少评论别人的宗教，不过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信教，总是我的自由，不伤害别人的吧。

写好了，结果没来得及讲，第一次和也许最后一次的结课就这样过去了。

同学们：

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课。下个学期我未必会继续讲这一门课，甚至有可能不讲课了。所以在座的同学们有可能是我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真正学生。今天课的内容不多，所以跟大家聊些闲话吧，谈谈我跟你们打交道最有感触的地方。

我的导师是个公认的好老师。现在看到大四的同学都毕业了，我跟他聊起当老师的问题。当老师就得看着一茬一茬的学生来了又走了，对在座的同学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大一大二时的影子。当学生的时候，写毕业论文都像掉了一层皮一样，毕业都是一次生离死别；可是你当老师的时候，每一年都得陪着你的学生——还不止一个——掉一层皮，经历一次生离死别，我现在才发现这原来是很痛苦的。

我导师说，每一次新学年开学，看到大一的孩子，都会想，又有一群人要失望了。是的，你们中的很多人将会或者正在，或者已经经历了失望的过程。可是我对他说，为什么不这么想：又有一群孩子要经历磨练，浴火重生了。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全面地接触社会，可能你们都会遇到很多让你失望的事情，很多时候当你搞清楚在大学里面应该怎么做，从失望中走出来的时候，你的大学生涯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我希望同学们能将这个过程尽量缩短。

那么大学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拿我讲的这一门课来做例子。我一直在说，凭这一门课程，不可能给予你们多少真正的业务能力——实际上即使在正经的新闻系，也不见得依靠课程就能培养出合格的传媒工作者。我认为，这门课的作用，与其说是教你们知识，倒不如说是教你们一些基本的技能；与其说是教给你们技能，倒不如说是介绍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站在社会和和人文的角度思思考的方式。

思考些什么？我认为，新闻就是一种历史，它跟历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只是距离现在远近而已。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客观的眼光来对待新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客观、公正这些原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以篡改，为什么新闻就可以为了某个利益集团、某个企业的私利而粉饰太平呢？我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能让同学们了解到真相往往并非你看到的那样，能既不为粉饰太平的宣传而迷惑，也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煽动而迷惑，不盲目地加入任何阵营，在生活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分辨真假的能力。希望让同学们理解，真相和真理、对和错并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让人失望的事实，也不放弃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

我所说的大学，与其它教育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给你的不是知识，它只是给你一个思维方法，有时候它连方法都不给你，它只给你一个环境，让你找自己去思考。说得更深一点，我认为“学习”这个概念不应该在大学里存在，在这里，要么就是训练，要么就是思考。然而直言不讳地说，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学校，大多数同学仍然抱着中学里面“学习知识”的概念，而不懂得去思考。

温总理说，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既要有埋头苦干，默默耕耘的人，更要有抬头仰望星空的人，这样的民族才有希望。同学们也许还没意识到，大学是现在唯一能够给人以条件仰望星空的地方了。然而可笑的是，我们音乐学院偏偏是最不重视思考的地方，我们的最高目标，不是去辨明真理，不是去思考对和错，也不是代那些最需要发出声音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奉旨填词，就是千方百计地傍上体制，让体制给你提供一个位子。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艺术家本来应该是对人类的欢乐和痛苦最为敏感的人。正是我们自己这些号称搞艺术的人，把艺术变成了一个装点门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体制的诱惑下不再思考，甚至不再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存在。

也许我的话说得过于武断，但我想说的是，同学们，在你有机会思考的时候，尝试着多去思考。对于你们自己的专业，不论是音乐学，还是表演，不论是艺术教育，还是艺术传播，都有很多很多值得从人类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去思考的东西。将来某一天你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放弃思考的时候，你现在的仰望星空将是你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论以后的路如何走，都希望同学们都能拥有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谢谢同学们，再见！

没时间思考国家大事，呵呵，今天只摘抄。

我说过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重要的年份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许知远的辞职，这件事在我当年混着的文化圈里不是一件小事。一直说不上喜欢许知远，更不是他的粉丝，不过他那特别的文字风格我还是有点印象，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随时随地都可能忍不住发挥的写景抒情，颇有一种“幽幽的”知识分子的小资情怀（不是情调）。当时还顺便揶揄了一下（看这里）。时至今日，其性不改也，不过小资的水平有点时好时坏，比如最近的这篇文章——中国的味道——就写景写得不咋地，我认为。

所谓不算喜欢，乃是因为不太适应那种“幽幽的”风格。此种风格以《南周》系为甚，就是一边说人坏话，一边还要卖乖的伎俩。不过平心而论，许知远并没有长平或鄢烈山那种自命不凡的义愤填膺，相对要冷静客观一点。

直到看到这篇文章，才觉得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人的文字，在那种“幽幽的”风格之外，有时他的文字还是很中肯的，尤其是这篇，有几段让我十分同意，马上引为同道。比如：

“直截了当的去揭露真相，是一种反抗方式，它升腾起人们摧毁这种制度的强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展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既然专制体制带来的是恐惧、禁锢、麻木、单一、丑陋，让我们就努力让自己体验自由、敏感、欢乐、多元与美。”

“见到高信疆时，我已不再是十年前那个过分理想主义的大二学生，逐渐意识到倘若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对应变革，理想主义的光芒也终会暗淡。那个被我理想化的台湾转型岁月，已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一个越来越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贵的民主理想，正在堕入一个庸俗民粹主义的泥淖。”

“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一个统一的中文媒体世界，恐怕是挥之不去的渴望吧。台湾太小了，香港不仅太小，也过分特殊，只有大陆可能带来那种辽阔的魅力——超过十亿人，他们通过汉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这个辽阔的大陆、巨大的人群，张开怀抱接纳了二流的台湾演员、过气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小说，却没准备接纳真正的思考者和怀疑者。”

“他们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锢对个人自由、思想和审美带来的伤害，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敌人已不再如此明确，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费文化和扭曲的政治形态却塑造了一种新牢笼，将我们困于其中。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解冻时期所蕴涵的希望与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尔纳克的感叹：‘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崇高的理想变成了粗俗的物质。因此希腊变成了罗马，因此俄罗斯启蒙运动变成了俄罗斯革命。’”

然也。

文中提到，张培刚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享誉国际，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必要说明一下。

“交易成本”，准确地说是“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是科斯在1937年首次提出，并深入研究的。这个概念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意义重大。经济学将其归为科斯的专利，这是毋庸置疑的。张培刚在1940年考察江浙粮食交易的时候，提出了“交易费”的概念。而据周其仁的说法，当时张培刚并没有任何渠道可以阅读到科斯的论文，或者得知科斯的这一理论成果，因此，虽然在时间上较晚，但张培刚确实是完全自主地、独立地发现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与科斯的“交易费用”非常相近，但他没有像科斯那样将其发展成一个详细完整的理论（科斯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创造了制度经济学）。虽则这只是周其仁的一家之言，但以周的学识人品，看来还是可信的。

实际上，张培刚享誉国际的学术成果，并非1940年的文章，而是1949年发表的著作，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此书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直到现在也还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后来造化弄人加上当权者的糟蹋，张培刚能够继续他的研究的话，发展经济学的执牛耳者就轮不到后来享誉世界的刘易斯等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于产权、市场、交易费用、政府和意识形态等等制度经济学的关键理论，《农业与工业化》中的研究也是极其出色的，而制度经济学正是西方经济学在现代的最大发展。

因此说张培刚提出“交易费用”没错，说他的理论享誉国际也没错，但说他因“交易费用”而“享誉国际”，就是我学艺不精的误解了。

病中读书记 之三 《血酬定律》

待挖的坑（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

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文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2、2009MTV电影奖颁奖典礼

3、《切》

4、艾未未

5、《爱在别乡的季节》、《叶问》、《毁灭之路》等

6、中国人的美剧从《越狱》开始？

      待填的坑（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

1、住院花絮：忍者神龟和毒品

2、病中读书记：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艾萨克·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林达悃《影视录音环境声学》、《影视录音心理学》


As long as我忙完这段……

正好也是在医院里，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一篇随笔。某文人失业，到街上卖字，跟小贩一起与城管进行城市游击战。小贩被抓到，基本上是没收工具货物加罚款。这个文人有一次碰到城管，由于城管队员们很喜欢他的书法，再加上他的商品是自己写的，于是不仅没抓他，而且攀谈起来。当城管队长被问到为何忍心抓那些挺不容易的小贩的时候，忽然严肃起来，说，这也是他们的成本之一，他们的利润能够承受这（被没收）的成本，还是可以干下去。

这种逻辑倒是很符合吴思的思路。从前几年《潜规则》被炒得很火的时候开始，我一直对它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无非是叫卖那些厚黑学的玩弄权力之道而已。后来张钰闹出“潜规则”事件，我觉得很不以为然：张钰对娱乐圈“潜规则”的揭露，恰恰是一种对潜规则的维护——她不是反抗潜规则，而恰恰是反抗导演们“只进不出”的违反潜规则的行为而已。

《血酬定律》是《潜规则》的姐妹篇，第一版于2003年出版，今年出的新版，是经过5年的思考之后的作者修订版。不过在当当上瞥了一眼内容选摘，一看他那“血酬定律”的三个公式，顿时觉得有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大定律”的感觉。实际上，毋宁说“血酬定律”建立了一个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历史和社会，而这个经济学模型，虽然简单，但不失严谨和客观。

这就是《血酬定律》的意义所在。就像本文开头那个故事一样，那些所谓的人情世故，众人故作高深地故弄玄虚，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国际关系，其实只要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进行分析和解释，便变得异常地简单。正如在经济学中，不仅机会、时间和精力都可以换算成经济成本，甚至那些台面下的政治、利益交易，统统可以量化成成本数字，然后用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最简单，也是最无可辩驳的公式“利润=收益-成本”一算，一切就一目了然。

无独有偶，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张培刚，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享誉国际，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注）。只是，像吴思这样将经济学的方法贯穿到整个社会历史研究中，是纯粹的经济学家所不易做到的。吴思自己也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他影响很大，但在我看来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所缺乏的，不是历史中的经济问题研究，而是用经济方法去分析政治问题。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吴思的方法很可能是独一家的。

“血酬定律”实际上是对“潜规则”理论的进一步理论化，在对潜规则的认识基础上，他开始探讨更深入的体制问题，并试图去找去其中的根本规则。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元规则”，进一步概括，提出了“血酬定律”。实际上，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血酬定律”不仅仅可以概括暴力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甚至还可以解释法律、国际政治规则的根本起源，甚至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思。本书是一本文集，在这些前后几年间写成的文章中，读者可以随着作者对问题一步一步思考，得出一个新的理论，并且对它进行验证的整个过程，和作者一起，体味到历史本身的乐趣。

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涉猎的问题很杂，但他的理论还是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方法影响很深。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当伟大的方法论，即使是主张“历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的陈寅恪也没有否认过。关键的是如何科学地看待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成果，而吴思，作为一个传媒人出身的历史学家，做到了这一点。我毫不避讳我很喜欢吴思，之前就对他的传媒人治史的思考深以为然，并引为同道。不仅仅是因为传媒人的背景，更重要的是那种探究现象后面那些最根本、最因而不见，却又有着最广泛影响的规律，将严谨和天马行空二者合一的分析方法，以及超越任何一个学科本身的宽广眼光。这更符合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是我希望做到并且一直在努力去做的。

吴思：《血酬定律》（新版），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4。定价：28.00元

周一晚上，工头就说这几天开会开得昏天黑地，原来是广院有孩子犯了禁忌，有关部门来调查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一向觉得广院的孩子虽然跟别的孩子都有点不可避免的2，但广院孩子2得不一样，因为他们这种2只有在真正的大学里面才会出现。

第二天上课，我告诫了同学们3点：这段时间不要参加没必要的集会，不要乱说话，不要在通信或者网上发表的东西里面出现敏感字眼。今年这个年份确实特别敏感，半年前就看到有香港人张罗着搞活动了。当然，广州不是首都，其实形势未必有这么紧张。不过当学生们问到底什么是敏感字眼的时候，我就明白，音乐学院里面这帮以奉旨填词为最高理想的孩子们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只好回答，反正不要提那件事（问：到底是什么事捏？答：……）。顿时我想起《哈利波特》里面的人们，害怕伏地魔害怕到不敢提他的名字，只好用“那个人”来代替。也好，给他们一个印象，这个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师其实也是很顺从很宵小的，有点政治智慧的味道在里面。

本来敏感的日子不应该讲敏感的事情，不过昨天，多年不上歪酷的菜菜子小盆友跑上歪酷来诉苦，说别的地方都上不去，好在还有歪酷。我也是，这两天什么live space啊，饭否啊都上不去了，连verycd也他娘的“系统维护”了。今天本来打算好好休息上上网的，结果打开电脑把网易所有条目都看了一遍，剩下的时间只能开着电脑发呆。我想，本来我不想这么应节的，上来发牢骚完全是被逼的。最可恶的事，让人发现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有联系的，马上让人联想到那句话“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让人很不爽。我甚至开始暗忖《求是》上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是不是也是应节之作。

虽然我在2字头的尾巴上变成一个愤青，但说实话，我对这件历史事件没有太多偏向哪一方的态度。被迫应节，错不在我。我只是在想，这算是折腾呢，还算是不折腾呢？

好多年没有看过中国队的比赛了，今天正好赶上，反常地让我忍不住要看下去了。

之前说的没错，新中国队确实有新气象。打沙特这场球从比分上来说算是惨败，但我相信球迷们从来没有像这场“惨败”这样，输得这么高兴过。

刚打开电视机5分钟，就见证了中国队追平那球，也是这场唯一的进球。然后看到了上半场赵旭日那一脚门柱，从配合到射门，开始有点职业足球的意思了——虽然我根本不认得赵旭日，其实中国队里除了郑智和高洪波以外我一个人都不认得。整场球看下来发现中国队的各位球星们偶尔也会做出一些看起来像现代足球的动作了。新中国队最大的进步是，学会用脚踢球了，这一点让人有点悲喜交集。还有有意思的一点，大比分落后的时候，竟然没有崩溃，这也有点貌似职业球员的味道。

于是我又食言了，连续写了两篇国足。我觉得这才是大家风范，中国队赢了伊朗，要打击一下；大败沙特，反而要夸夸高洪波了。我一直相当同意李承鹏的观点，不过他说，沙特是亚洲级别的技术流，中国队是只有在东北亚（大中国区）才算“技术流”，我不敢苟同。实际上“大中国区”3个足协，中国，中国香港，中华台北，香港打法一直受南派足球的影响，那才是真正的技术流——只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流罢了，或曰近代足球，不是现代足球。

其实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中国队打的都不是现代足球，说比香港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场球，上半场有点像职业足球了，可是下半场，旧中国队的冤魂又开始附身了。压力之下，新中国队的球星们又开始找不着北了。

还是那句话，新中国队，新气象，不过他们再本事，也扛不住中国足协即将开始的瞎造，加上人才储备、技术基础和联赛建设一塌糊涂的底子，大家看三场球乐呵乐呵就算了，要是谁又开始叫嚣中国足球崛起了，还是依旧要建议他去做智商测试，以排除智障人士的嫌疑。